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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与隐蔽文化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5月15日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是司法公开的哲学基础,也是司法公开的制度之源。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共同构成了司法公开的外在表现之“形”,我们还应当注重司法公开背后的“隐蔽文化”,挖掘司法公开内在的精气神韵之“神”,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司法公开的效用。

  文化指的是一群人包括一个社会共同持有、并且形成该群人每个成员的经验及指导其行为的各种信仰、价值和表达符号。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前者可见并能描述,后者不可见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而这部分难以察知的“隐蔽文化”才能真正跨越文化交际障碍,实现文化跨界交际的功能。

  司法公开是司法文化的显现过程,是一种显性文化。由于司法极强的专业性与一定程度上的枯燥性,大多数旁听过庭审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现实的庭审活动并没有影视剧作中那样跌宕起伏,观感十足。尽管网上裁判文书已经可以用浩瀚来形容,但除了“法律圈”的人之外,真正通过上网查询法律文书来弥补相关知识不足的人并不多。

  这是无法回避的“学科壁垒”现象,也是显性文化跨界交际的困境所在。如同我们去参观一个人文景观,如果缺乏对该景观文化底蕴的了解,又没有导游的深度讲解,参观往往因为索然无味而成了走马观花。相对于过去的“司法神秘主义”而言,司法公开把司法这一道“风景”向全社会开放,对于“圈内人”而言也许无需过多的引导,他们可以各取所需地自行挖掘其中的宝藏,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还需要进一步“开发”,才能使司法公开的风景和意蕴更加彰显。

  因为承袭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会因文化差异而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表现上有所不同,挖掘司法公开中的“隐蔽文化”,就是要按照司法公开的“受众”不同开发不同的“景观”。比如,法官希望通过司法公开来了解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以期达到“同案同判”的司法效果;当事人希望通过司法公开来指导自己的诉讼过程,规避暗箱操作可能造成的司法不公;社会公众希望通过司法公开来了解涉及国计民生案件、社会敏感案件的进展,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政治参与。

  这就对司法公开产生了不同的路径需求,法官对司法公开是一种“面”性需求,需要方便的检索方式,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查询到同一层面案件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对于司法公开是一种“线”性需求,需要对自身诉讼案件的线性进展过程有所了解;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是一种“点”性需求,并非要面面俱到地了解司法本身,只对社会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予以跟踪和关注。

  挖掘司法公开中的“隐蔽文化”,就是要实现司法公开从“看点”到“应用”的转化。司法公开绝对不是为公开而公开,司法公开只有建立起在公开主体意图与社会受众渴求之间的“供需”平衡,司法公开才能“风景这边独好”,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司法公开从“看点”到“实用”的转化,实际上就是司法公开从“传形”到“传神”的提升。“传神”就是要通过司法公开让社会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从实用层面理解和领悟法律的真谛,从而更好发挥司法公开的文化引领作用。

  同时,司法公开也应借助传统文化的渗透力,来深入百姓生活。显性文化与隐蔽文化具有相对性,比如法官习以为常的工作生活在社会公众眼中却充满了神秘感,虽然近几年全国各地法院通过“开放日”等活动,让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法官的工作生活细节,然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作了解司法,历史上的一些“名案”也是借助其他文化形式才得以传承。

  目前文化作品与影视剧作中,西方的司法文化比重占了绝对强势,本土的司法文化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司法公开无疑为本土司法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素材积累与生活源泉。另外,由于“合议保密制”的要求,在裁判文书辨法析理背后,那些面红耳赤的合议庭争论内容不可能公开于众,电视剧《大法官》等文化作品为司法公开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把合议庭、审委会研究案件过程公开,让社会看到法官并不是机械套用法律的机器,一个裁判形成的背后法官要经历坎坷的心路历程。

  可以借助于文化作品的载体,把一些展示重要审判活动的故事记录进去,用《大法官》等类似的优秀作品去展示司法文化,这是更高层次的司法公开,也是司法公开隐蔽文化显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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